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他们坚持学术的本质是批判的观点，因而以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不以确认、保护、保障权利为目的和宗旨的法律制度，对一切无视正义、自由、效率、秩序、人权、人文精神等法律价值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和程度无情地予以批判和否定。也不得不承认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离，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不同，通行的原则不同，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和方法适用于平等互利的私法领域。

（二）阶级斗争范式的基本特征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哲学范式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１．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公式成为法学的思维定势。凡未经法律禁止的一切行动，都不受阻碍。第五，权利最大化原则，即能给百分之一百，就不要只给百分之九十九。３．权利本位范式提供了全景式的法哲学视窗 这里我们借用微软公司的视窗（windows）概念。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例如，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总章程的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实际上就是确认和规定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集团、民族等社会基本力量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职权和职责。这个空间不仅是为其他人设定的，也是为国家设定的。(2)注重理解的创造性，强调理解要对传统开放，对解释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

（注：［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范式的转换，《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正因如此，理查德·波斯纳指出：法律王国信念，已经死亡。）在他看来，法律只能从与其他各种语言游戏、交流而历史地形成中理解为一个议论领域、语言游戏，从而真正确定法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偶然性等多元主义法律的形象，而非其他，进而化解了法律话语的神秘。（三）语言学转向 后现代方法论范式还诉诸于语言学转向的分析方法。

从而使法律转向整个社会生活，而不是如纯粹法学一样只研究与外在世界绝缘的真空中的法律。拿理查德·罗蒂的话说，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

如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释义学不仅是所谓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哲学的一种普遍方面，它关心的是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如前所述，在后现代方法看来，传统语言工具观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语言观，人具有支配地位，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上先在，语言只是反映、体现人的意志的工具，是后在。另一方面，外在观点是指不具有共同语言游戏或生活方式而将人们的言行记述为一定征兆的观察角度。其结果是，这种思维范式越来越霸道，越来越教条。

对于象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这类人类现象的描述必须包括对所描述的情况的理解，就象要解释和理解其行为的行为人对情况的理解一样。所谓消解，是指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从根本上彻底摒弃而是对那种超验的整齐划一的唯我独尊式的阶级性思维范式的否定，也即是，我们从来无意否定阶级思维范式本身，而旨在否定它的唯一性和究竟至极性，并以系谱学范式去透视它，展现出这种阶级和革命情结下所遮蔽着的非阶级性或阶级性不强的本能、冲动、权力和历史的根源，最终使得构造了这种阶级情结的法学研究范式走向虚无。当我们采取这个方法时，我们认识到社会群体中人们遵守的规则与人们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规则的价值而采取的态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多样化的视角总要比单一的视角更能提供通向研究现象的丰富进路。

从渊源上看，作为后现代思想大师的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对后现代系谱学策略有决定性的影响。（希利斯·米勒话） 遵循这样的理路，我们不难发现，解构主要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解构，刻意强调差异、矛盾和冲突，摒弃旧有的二元逻辑对同一、统一的迷恋，因而其考察的对象是文本的各个边缘而非文本的核心论题。

众所周知，后现代原本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概念，意指将多种历史建筑、风格样式镶嵌式地构筑在一个建筑物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多重风格的折衷式的建筑，基于此，利奥塔德将之隐喻为分散的现代知识状态，从而表达一种对元叙事、元话语的怀疑。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理解不能超越解释者与传统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强调对传统保持一种批判的、思考的态度，因为传统可能是曲解交流过程的根源。

而且，相对于现代本质主义逻辑来说，它还是一种颠覆逻辑，倾向于把理性、总体性共识、社会系统等概念视为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并予以颠覆和拒斥。）也就是说，解构这种批评活动是把统一的东西重新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式部件。这就要求法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在范式上进行语义分析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考察语言的语脉、语境及所负载的意义和包含的信息，另一方面，进行跨学科的多个语言论域的讨论，感受世界的多样性。进入专题： 后现代 法学范式 。也就是说，力求理解法律的理论家或法学家在描述规则时应当采用内在的观点、使用应当是这样的语句，去说明法律规则的客观存在，即使他本人用不着致力于他力求描绘或描述的法律秩序或道德秩序中内在的价值。它是变化发展的，不存在等我们现去发现的客观规律，也不存在指导我们的普适性理论。

也即这样的范式转换主要内容应该是，在人文世界里追问法学研究的价值旨趣，并进行澄明，告别阶级的祛魅，即阶级是一个无限魔力的合法化话语已经丧失意义，还法学研究的人文范式。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却是，主体仅是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主体性只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物，意义也不再是自主主体的清晰意向的产物。

这种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在他看来，凡是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前者是语言的物质表现形式部分，后者指称观念所载的价值部分，而语言是一种先于人的存在，因而人不再是意义的主宰，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正如格里芬先生所言：要想走向后现代，我们就必须去发展和培养现实地存在于或潜在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王国中的实践和意识。

（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系谱的，有其起点，也有其终结，对深层、终极和统一的要求和追求都是徒劳的，也应该受到谱系学家的质疑。

在尼采看来，视角主义否认有事实存在，坚持存在只是对世界的解释，既然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的，因而视角主义便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而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世界或其他任何现象的视角越多，他的解释就将越丰富越深刻（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94-96页）总之，法律语言应当对照文章全体的语脉语流来理解（注：［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范式的转换，《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另外，寻绎这种系谱学转向，我们还可看到，这样一种法学研究范式，隐隐内蕴着这样一种范式转向：人文范式的升起、阶级范式的失落。我们正在用对词的认识来深化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注：［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49-50页。）因而本文后现代方法从指称意义上讲不是指时间性、操作程度上可视的手段与方法——现代方法之后的具体有形的方法，而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一种新颖独特的方法模式，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体系，因为从原初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他还指出，理解不能单纯地从对文本的理解出发，而要把理解上升到人和社会的意义。

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和排他。在这样的后现代语言学转向的前提下，就使人们将法学研究从凯尔逊所依据的旧有认识论结构中摆脱了出来，成功地从新的认识论基础出发来重新理解法固有的问题或论题。

3.人们之间对话与交流应当是平等、开放的，而非强制以及外在规定的限制，依靠的是彼此间理性、自由的论辩来征服人而非其他。伽达默尔认为，在谈论人如何理解世界和人如何理解自己之前，必须首先考察理解本身和理解的可能性条件。这样，从最根本意义上讲，语言充其量只是一种用来忠实传达人们的体验、意志、心绪和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相对于人的哲学上的后在。语言学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点，通过语言学哲学的分析向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发起了挑战，从而真正消解和颠覆了形而上学，重新把哲学问题表述为语言逻辑问题，语言取代了传统哲学中的经验而占据哲学思考的中心，并以此为契机，将语言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重新进行审视，我国有学者称之为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利奥塔德和维特根斯坦称之为语言游戏，而所谓的后现代就是指根本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 其次，它还意味着法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多元。）正因有以上方法论弊端，后现代解构方法主张视角多元主义，克服定式化思维，建构****学术范式无疑是所有学科范式转向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所谓语义分析是指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词脉、语流，而澄清语义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也即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

在典型的情况下，人们必定对于遵守某些行为模式持有极强的偏好。这意味着放弃长期以来的纠缠于法学研究范式中的永恒的阶级本质观，不再强求由一种日常现象一定抽象出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也不再从一种抽象的本质形而上学思维中去理解法学研究，那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神化法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使法学研究缺乏生机和活力。